1989年，柏林墙倒塌，一个叫弗朗西斯.福山的学者兴奋的写了一部书，叫《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大声歌颂民主制度的完胜。中国的利率市场化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漫长历程，利差管制的断壁残垣在等待最后一脚。虽然利率市场化的底层资产-金融产权依然不够清晰，但我们也有理由为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开始做一点记录。最后的人，也是最开端的人。
刚上任不久的易纲行长在博鳌论坛上宣称要彻底放开银行存款利率，同时进一步放宽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业的门槛。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终于行将结束，银行业的市场竞争环境也进一步升温。
与此同时，史无前例的金融乱象引来史无前例的金融监管。从公司治理中的高管任命和薪酬限制，到日常经营中的具体业务指标，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管制越来越多。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外部竞争和价格环境在不断市场化的同时，银行的内部经营却在不断被管制和被“计划”。
从过去几年的金融乱相来看，这一切也都情有可原。十年银行产能大跃进的确在冲击着国家金融安全。有很大一部分的银行人，懂营销懂政治接地气，但唯独不懂银行，更可怕的是对现代银行管理充满傲慢。监管事无巨细是很无奈的也符合国情。
利率完全放开与资管新政落地，将终结中国金融抑制的历史。传统银行模式走向末端，金融机构头部化是必然趋势。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传统银行人的最后一代。不是终结，而是开始。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根源是什么？未来的药方在哪里？如何解开中国特有的利率市场化悖论？这是理解中国金融周期的核心所在，也是理解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大类资产市场的核心所在。
我们期待这次金融乱相大治理之后，能够在中国出现真正的银行家时代。而不是一个板结、管制、热寂的银行货币体系。
悖论：外部环境的市场化与内部经营的管制化
过去几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进程呈现不断加快的趋势，源自于金融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相对较低。利率管制在不断放松的同时，金融产能也呈现出大跃进式的扩张。
这两者之间有内在的根源。作者在四年前的一篇文章《利率市场化的两条主线》中，分析了中国金融市场化的这种“双管齐下”模式。
一方面在价上，管制利率在名义上不断放松，利率可市场化定价的空间不断扩大，直到最后在名义上全部放开。从2012年扩大存款利率浮动空间开始，到2015年10月完全取消存款利率管制，事后来看，准备了近二十年，然后用不到四年的时间仓促完成“临门一脚”。节奏略显吊诡。
另一方面在量上，可市场化定价的产品和业务迅速膨胀，以理财产品和同业业务为主要代表，他们是完全可以市场化定价的。同时，允许甚至鼓励市场化金融机构加入到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来。
尤其是打着P2P互联网金融的名义搞资金池即非法集资业务的第三方机构，这些在发达金融体都不敢放开的领域，在中国曾经被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允许甚至是加以鼓励。还记得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元年”吗？那时也曾充满了梦想和光荣。如今已成为过街老鼠。沧海桑田，但也难说是世态炎凉。
我们不知道十八大后金融市场化改革突然加速的内在动因是什么？或许是市场需求内生驱动，或许是政绩追逐外生使然，更或许是国际标准的强行灌注。我们只是因此看到了一个极其短促的金融监管周期。2013年还在喊各种创新元年，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就变成了监管元年。在创新和监管之间，金融周期被压缩了，波峰和波谷人为放大。
从金融机构来看，在普遍刚兑的情况下（所谓的理财中收依然是变相的信用利差），利润=规模*利差+中收-风险成本-运营成本。利率市场化使得利差缩小，为了维持利润，金融机构只好做大杠杆拉长久期。在监管的约束下，只能做大表外甚至表表外的影子银行。这是利率市场化末端，市场竞争白热化的一个表现。
金融杠杆这种指数级扩张速度让人担忧。刘鹤说树长不到天上。于是在一只有形之手不断放松的同时，另一只有形之手在不断收紧。笔者认为在过去利率市场化大大加快的进程里，有两个方面的管制一直没有放松：
第一是合意贷款的限制，即央妈每月分给银行的信贷额度。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计划分配模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据说是靠几个海归博士设计的不便于公开的分配模型。
第二是对两高一剩、房地产和地方平台等行业的限制。通过信贷杠杆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提质增效降耗能，这是必要的调控手段。但是，在金融机构仍然充满跨越式发展情结的商业动机下，大量的资金只能继续投放到国有企业、政府平台和房地产上。因为只有这些行业形成的资产组合，才能与信用风险周期下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相匹配。何况，在2014、2015和2016上半年，实体经济失速的情况下，经济的维稳还是需要房地产投资和政府基建投资。
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背离，或者是一个足以导致宏观金融结构扭曲的悖论：利率市场化与经营管制同时加大力度。一方面，竞争在价和量上展开，市场化的领域不断扩展。
另一方面，银行信贷规模和可投放的领域却在不断收窄。合意贷款的限制导致信贷占比不断变小，银行投资端和表外业务不断扩大。信用风险的上升促使其远离民营和中小企业，监管黑名单又限制了有意向投资的行业。
这个悖论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映射是，广义资产负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扭曲和异化。表内外负债端理财化和资产端投资化都在明显加快，客观上说这是为了规避监管的本能生存反应。为了规避定价自律等窗口指导对存贷基准利率的管制以更好的打价格战，不得不自我革命大力发展表内外理财，以及现在的所谓轰轰烈烈的结构化存款。
为了规避信贷规模和行业限制，在投资端加大票据和结构化融资等非标业务，抓住监管和会计准则的每一个漏洞来规避额度和腾挪资产。而同业业务形成的资产负债结构，恰好吃了经济维稳下货币宽松利率下行的红利。最终在宏观上导致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可以自生长和指数级膨胀的银行影子与影子银行。
后来，MPA的横空出世，七个方面十四个大指标及几十个细化指标，已经囊括了经营的方方面面。严监管雷霆万钧，银监系统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几乎计划式的规定了商业银行经营的每一个动作。“所有赚钱的模式都被写到了监管文件里”。
可见，利率市场化的滚滚洪流，并非江平水阔一直向前，而是进退交织漩涡暗涌。也不是学者出身的央行行长一个放开存款利率上浮空间就可以解决。穿透到底，中国的金融就是财政，中国的财政就是债务，而债务的另一端就是房地产。利率市场化，承载着不能承载之重，难以进退的枷锁。
然而利率双轨制的背离下，一批资金掮客利用这个畸形的市场化进程赚的盆满钵满。中国的商业银行，则依靠垄断牌照的特许权，加上与广义财政的债务联接，以及作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双重执行载体，也享用了十年左右的超额利润。
时间的长河终于流到了一个大拐弯的河段。工业化末端，大投资周期拐点，信用大潮渐退，金融产能过剩，再加上不断增多的新进入者。市场残酷，对手凶猛，商业银行如何在这个利率市场化激流中生存？
解构：中国银行家的三个顽固情结与金融产权的会计难题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难度不在于可以条文照搬的机制、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而在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风俗理念等非正式制度。因而，诺斯在其经典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浓墨重彩的描述了知识、信念和心智结构，对制度变迁或者改革的黏性阻滞。
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除利率管制的枷锁易，除银行家的心结难。银行家和监管者的理念意识，决定着利率市场化在进退之间的脚步。
有三个根深蒂固的情结一直萦绕在中国银行家的心头挥之不去。只要这三个心结解不开，利率市场化就会继续黏黏连连、烟迷雾罩。
一是规模情结。恐怕任何一个企业都想做大规模，从而抢占市场份额，赚取更高的利润，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等。然而企业的终极目的是赚取利润服务股东，在外部环境能支撑规模、规模能创造利润的前提下追求规模是可以的，毕竟规模是利润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子。
然而在经济下行，风险升高和去产能周期，依然雄心大志推动规模大扩张，未免就有点人定胜天的悲壮。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不良率上升资产质量下降，内生性资金来源匮乏只能依靠金融的自我信用创造即同业业务的无序膨胀。同时由于无视市场规律给一线业务人员过高的考核指标，导致一线人员不得不违规造假做了大量违背风险管理要求的不良业务。某银行分行近千亿的坏账大案，应该是规模大跃进付出的代价。在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规模便是毒药，要付出利润和质量的代价。
但银行家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似乎热衷于规模，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业存在着小规模歧视。监管方面，很多业务资格和牌照准入都需要规模的限制。市场方面，规模是品牌和信用的重要考量，小银行往往被歧视。财政方面，中国的税制结构，也使政府愿意看到银行大幅度的规模扩张。就连同业之间，也在以规模建立鄙视链，毕竟连开会的坐次排名，都是按照规模来安排。
规模情结的横行，尤其是规模无法创造利润的情况下，违背了市场化约束的初衷。因为股东追求的是净资产收益率，内部人控制下经理人才会追求无效的规模，规模情结如此强烈，恰恰说明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存在严重的股东权缺失（国有产权是虚置的）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同时所形成的资产负债表大跃进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二是兜底情结。 银行的兜底情结，衍生出整个金融体系的刚兑情结。这来自潜意识的惯性思维，其实是大而不倒，小也不倒，乃至银行就应该不会倒。潜意识里是，风险硝烟四起时，党和国家总会伸手救援，否则便会危及社会稳定。央妈是最后贷款人，政府是最终风险的承担者。
这种认知，形成了中国银行家特有的分裂性的心智结构：一方面努力按照商业化、市场化的思维，以规模为核心做大资产负债抢占市场份额和行业排名；另一方面从心底里并没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兜底和刚兑成为内心深处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与中国商业银行的基因有关。
中国的市场化并不是平行推进的，确切的说是商品的市场化要早于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改革，要比其他的改革滞后了十几年。上世纪80年代末银行体系才进行了拨改贷，银行开始商业化经营；本世纪初商业银行才开始股份制改革，逐步完善公司治理。因此商业银行具有非常浓厚的财政基因。
而且最为主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国内商业银行都由政府控制。不仅是从股东结构来看，党委前置于董事会说明银政并没完全分开。兜底情结对利率市场化的阻碍，就是刚兑行为的横行。只要刚兑存在，风险就无法进行精确定价，利率作为资金价格就无法在货币和信贷市场中起到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刚兑甚至成为一种信仰甚至是“意识形态”，从而利率市场化也就形神分离了。
三是基准情结。按理说，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基准利率应该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在公开市场中形成的一条传导到各个市场的收益率曲线。比如美联储的联邦基准（由隔夜拆借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形成）。央妈当前的思路是通过利率走廊稳住市场波动（顶为SLF利率，底为存款准备金利率），然后在走廊中形成市场公认的基准（当前来看银行间拆借利率可以作为基准，shibor作为报价利率缺乏市场敏感性）。
在中国的利差管制时代，长期存在着管制性的存贷款利率基准。人为建立这个基准的目的，除了维持利差以维护银行特许权价值防止非理性价格战而导致系统性风险外，还有变相再分配信贷资源以承担财政职能的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样，当央妈直接通过存贷款利率升降息的时候，就不会遇到利率的传导效率问题，利率的变动直接传递到实体经济。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利率的放开不是利率基准的取消，而是不断扩大浮动空间。这样在定价习惯上，信贷合同依然按照基准+浮动空间来制定，这些“基准幽灵”还一直漂荡在一百多万亿的信贷和类信贷合同里。
虽然2015年基准利率的浮动空间完全放开，但各级监管部门依然存在着窗口指导和定价自律，依然存在着“影子”基准。况且一旦放弃基准，整个银行业可能就失去了价格锚定陷入迷茫。存贷款基准在现实中的长期存在逐渐在银行人的意识里固化为一种情结久久不能磨灭，成为严重阻碍利率市场化的一种软性文化。
思想意识的形成需要追根溯源。市场经济这个游戏的基础规则是“科斯定理”，延伸出来的涵义是只有产权明晰，权责明确交易起来才有效率。实践经验来看，产权越明晰，约束越紧凑，跑冒滴漏的机会越少，交易就越有效率。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产权不断明晰的过程。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拯救了亿万农民。国有向乡镇集体所有的转变，也是产权明晰程度的较大提升。一包就灵就是这个道理，虽然社会化大生产可能也在改变私有化的边界。
本文多次强调，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平行推进。商品市场化的进程较为迅速和彻底，商品的产权也比较明晰。然而在金融资产产权领域，一直是一本糊涂账。虽然本世纪以来加强了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但是相对于其它领域的政企分开，金融领域的银政分开一直进展不大，反而有点退步的味道。这严重阻碍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
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市场化的一部分，需要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金融资产产权的明晰界定——进一步完善，而不是仅仅简单的利率管制放开。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如果金融资产的产权不能清晰界定，仅仅从价格上推行市场化，金融结构扭曲的问题可能有所缓和但终究难以根除。可惜很多御用学者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明白此道但有意选择一条短期有成绩但长期隐患更严重的路径。
可以说，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资产负债表大跃进、影子银行病毒式生长、金融腐败滋生蔓延等等，根源就是金融资产产权的不明晰。这种不明晰的症结也很简单，那就是违反了基本的会计原理：穿透到底，债权人和债务人为同一个人。更扎心的是，这所谓的同一个“人”，也是一个虚置的概念——国家或者其代理人政府。谁都知道，组织越大，代理链条越长，集体行动的成本越高，直到完全无法代理。
很简单的理解，如果债务和债权同属于一个主体，无非就是从“左口袋”到“右口袋”，那么债务约束基本形同虚设，不过是一个左右会计分录的问题。按照经济学原理，债务的约束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将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领域；而无效的债务人或项目主体，则会因为无法清偿债务而破产清算，最终将低效率的主体排除经济体系之外，实现优势劣汰。
从全局鸟瞰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金融部门主要由商业银行构成，其资产配置组合“信贷+非标+债券”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融资平台，再加上承担土地财政的房地产贷款。而这些资产的债务人基本上都是广义财政部门。
将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的企业及财政融资平台放到一起，就会发现对他们具有控制权的大股东，穿透到底无非就是国资和财政部门。其他一些股东，无非就是一些作为财务投资者跟着“喝汤”的民企和外资。而且大的外资，即当年引进的战略投资者（高盛、美银、汇丰等），早就赚的盆满钵满获利离场了。
有效的债务约束是实现市场出清，净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市场机制，也是消灭僵尸企业实现生态净化的重要手段。硬性的债务机制，可以保持经济体系的长期活力。
然而中国金融体系的会计难题，则大大阻碍了债务出清机制的发挥。虽然发达国家也存在不少的国有金融企业，但他们的治理约束机制和法律处置手段比较严格健全，能部分的解决这个会计难题。而对于95%以上属于国有（中央和地方）控股（直接和间接）的金融企业，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上形成了迅速膨胀、野蛮生长的金融资产。同时，形成了全球第一的广义货币总量。
可以说，货币大国仅仅在不到五年内就迅速崛起（M2相当于美日总和，占全球近乎三分之一），根本就在于这个特殊的会计难题。
更加重要的是，无效的债务约束加剧了信用的无序滥用和金融规模的野蛮扩张。“反正最后有党和国家兜底”，几乎成为某些金融人的口头禅。有相当数量的县级市，依靠这个微妙的债务会计关系滥发债务（地方银行和地方平台同属一个“爹”管），几乎将未来十几年的信用耗尽。如果金融产权明晰，私人自己兜底的金融企业是绝不会接盘这样的债务。然而公共金融产权就不一样了，所谓的公共地悲剧，公共信用在个体中间的的透支和滥用，正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的金融生态沙漠化。
更为尴尬的是，当前中国金融企业的规模扩张冲动和金融乱相，只能依靠金融反腐（比如AB，HNA，华融等）来整肃治理，足以说明市场化的债务约束机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
所以，利率市场化“穿透”到底，利率双轨制的并轨，同时需要产权二元的并轨。否则，仅仅是利率价格对金融机构的利润约束，并不能根治中国金融体系的资源错配和低效问题。今年，监管部门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放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重塑：利率市场化最终考验的是银行家的要素管理能力
如果一个行业的产品有两大特征：一是同质化，二是边际上总有利可图（利差管制），那么这个行业最核心的能力一定是“营销能力”。
由于利差保护+风险兜底，只要拉来存款就能赚钱。所以利率管制时代考验的是银行家的营销组织和管理能力而不是专业和创新能力，因为那个时代的银行不过是个熟练工种。如果大部分存款来自于国有企业或政府平台，那么特殊的关系资源就成为关键。毕竟，存款利率的高低仅仅关系到所有权不明的国有单位，跟个人没多大关系，只要关系到位，把低息存款给谁，由人民的“代理人的代理人（董事长或者财务总监）”来决定。这是存款营销公开的诀窍。
然而利率市场化已经接近尾声。新上任的央行行长,正努力带领银行家们走出乱象丛生的影子银行“中世纪”而步入现代金融时代（资管新政）。利率管制最后的牵绊将放开，一段历史将很快或已经终结，金融市场的货币游戏将步入真正的“新时代”。
看似一个简单的利率放开，却是中国金融体系一次颠覆式的“思想启蒙”或“金融革命”。从学理上是一次金融产业体系的制度变迁，从管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制度变迁的终极是认知、意识和信念的变迁。利率市场化不应仅仅是货币价格的市场化，而是一系列游戏规则的深刻变换，是所有银行人乃至全体金融从业者对自身的市场化能力的再认识。如果个体无法完成这次重塑，那么将成为最后的时代牺牲品。
本人在战略管理的实践和观察中，也深深体会到了个体思想意识对整个体制结构转变的无形牵绊。我们常评价某个问题为“制度问题”或者“体制问题”。然而制度的根源又在哪里？如果没有顶层设计者思想认识甚至是潜意识的转变，首先制度的设计就会有问题，或者拖延或者阻碍。如果仅仅是顶层设计者的理念和素养转变和提高，参与者的整体觉悟和认识没有改变，也无法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转，即制度理性和制度效率。
利率市场化，看似是对存贷款定价的市场化，实质上是对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因为利率放开以后，人为压低利率相当于送利差给你的存款将不复存在。存款不一定立行，利差才能立行。利差形成的本质是对客户的专业服务。
这样，存款将不再值钱，市场化利率下，只要提高价格应有尽有（同业市场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当然还要考虑利率走廊和监管约束）。值钱的是专业化的人才，以及符合市场要求的管理机制。
外部环境已经市场化了，如果内部管理依然停留在利差管制的“中世纪”，无疑将会被市场化的大潮搁置在时代的沙滩，成为最后的银行人。
道理很简单。利率双轨制下，资金从存款向理财转移。同样，市场化竞争下，人才也会发生迁徙，从市场化觉醒差的机构，向市场化觉醒高的机构转移。不能转移的人员，是缺乏市场化能力的，是企业的成本和负担。想一下，离开银行，还能干什么？
市场自有其规律。金融消费者的市场化意识已经在觉醒，存款已经转化为理财产品或者完全放开后的挂牌利率，银行已经从营销时代转为产品时代。等于白送利差的低息存款，只能作为专业服务的馈赠。同时，国企和政府的财务纪律也在束紧，产品和利率招标也让单纯的营销策略无所适从。变化是渐进的，但趋势绝不会倒退。
因此，利差管制时代的竞争是营销能力的竞争，而利率市场化后的竞争则是管理和研发能力的竞争，是成本和效率重塑能力的竞争。同样一笔贷款定价，有的银行有利可图，有的则不赚钱。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就可以告诉我们，后者将会被淘汰，因为代表着落后的生产力，已经不再适应利率市场化后的生产关系要求。
利率市场化后的生产关系，要求更加精细化、集约化的要素（人、财、物）管理。如果说利率市场化意味着，金融资源的配置开始完全依靠市场这个机制，那么对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要求也需要更加市场化。
人。更加市场化的人力管理，意味着对核心专业能力的尊重，而不是一味屈从关系资源，也意味着去官僚化和最大限度的下沉赋能层级。一个组织的活力，取决于这个组织所能赋权的最小单位。
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基层单位的盲目赋权和放任自流，往往导致更大的规模冲动和道德风险。最后不得不上收权力施行更加严重的集权制和单一审批制的时候，组织灵活作战和创新能力将受到较大的损害。
市场化利率时代是市场环境多变的时代，波特的线性静态竞争战略将遭遇较大的挑战（几年前波特的战略咨询公司破产），这样的时代或许可以遵循“方向大体正确但组织一定要充满活力”的思路。延伸的解释是，充足的人才队伍和活力型组织，是抵御经济周期的最好资产。
财。银行是经营资产和负债的金融机构，财务管理至关重要。超额利润时代，精细化的成本管理并没有受到重视，会计依然处于记账和统计的财务会计阶段，并没有建立起科学的财务管理体系。由于利差管制和央妈充足的流动性呵护，银行没有经历过像样的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冲击，风险管理主要限于信用风险和合规风险。
当利率市场化完成后，银行之间的竞争从前台营销向后台的管理迁移。尤其是成本和定价管理，直接决定着一线人员的营销竞争力（价格战）。如果不能提供与市场定价相当的产品，营销阵线将变得非常被动和吃力甚至被淘汰（竞标机制）。而静态的FTP管理往往造成内部的“计划定价”与外部的市场定价不匹配而削弱市场竞争力。
此时，竞争战略将从差异化战略向低成本战略转移。银行家必须重视“管理创造利润”这一信条，建立现代化的资产负债和财务管理体系。残酷的市场竞争使得银行再也不能容忍由于财务管理导致的“跑冒滴漏”，财务资源必须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这对过去疏于此道的银行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物。物理网点和金融科技，或者两者融合的智慧网点。无论如何，物理网点是商业银行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的主要优势之一。然而当智能手机成为人体的“一部分”，一个手机银行就是一个随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网点柜台或者财务管家。当手机银行的业务替代率已经超过90%，物理网点的长椅上端坐的都是年迈的客户。
于是，装修豪华的银行网点，越来越像二战时期法国斥巨资修建的马奇诺防线，所起的可能就是个心理上的安全感，给自己或者给客户。然而新一代的竞争对手，却可以通过金融科技的现代武器，穿越客户体验和作业效率的“阿登高原”（物理网点所不具备的），对传统渠道进行“镰刀切割”。
渠道的争夺，将从陆上阵地制高点转到空中制空权。然而，并不是说银行的物理网点毫无用处，只是需要进化和升级，与金融科技进行有效融合，解放操作性重复性工作的柜员转为销售和服务人员，为客户提供智能机具所不具备的有温度、人性化的服务。所谓新零售，电商都开始从线上走下来了，银行的物理网点难道不能提供新金融。
利率市场化是一条河流，终究东流入海不复返。游泳池里练不出弄潮儿，唯有市场的苍茫大海，才能造就真正的银行家。与其感叹落花流水春去矣，不如弄潮儿向潮头立。如尼采所言，超人是大地的意义。当利率管制的历史真正终结，当金融产权的硬约束真正建立，一个新的属于中国银行家、中国金融家的时代，才会真正开始！（来源：华尔街见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