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恢复和增长。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字，中国的名义GDP总量已从1978年的3678.7亿元人民币（按当时外汇比价为美元2138.8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685,506.0亿元（110,082.3亿美元），中国的人均名义GDP也从1978年的222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8,028美元。无论以何种统计口径计算，也无论与近代和当代历史上世界各国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中国中央计划经济时期以及前苏联等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速相比，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都保持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

然而，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实际的和潜在的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和面对中国近40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的下行？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时期，乃至在未来会进入一个中低速乃至中低速增长，应该像任何一个经济体一样都改变不了的自然趋势。但是，在经济增速下移的大趋势中，中国政府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成长阶段上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这些既是一些现实问题，也实际上是一些理论问题。这部文集汇集了自2009年以来笔者作为在国内和平面媒体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长篇访谈，论及了自2009年以来作者个人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看法。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和判断，已经被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所证实；一些个人的想法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猜想（如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也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已经实行和正在要做的事情。

按照这几年自己发表文章的时间顺序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本书分成上下三篇。第一篇汇集了自2009年以来笔者自己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当下格局和长期增长前景的判断。根据自己对世界经济史的一点知识和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一点观察，笔者在2012年上半年就提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移，正在从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下降到一个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时期。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迅速完成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的工业革命过程，在当下世界经济的格局中，中国经济的增速应该下行是一个自然趋势。根据这一判断，在过去几年的一些媒体和讲演中，对自己觉得合宜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方面的文章被汇集在第二篇中。而这些想法，都是笔者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自己感觉是对中国的现实经济运行而做的一些评论，而与每年中国政府实际宏观经济政策和实际的经济管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像减税，自2010年年初在《理论学刊》上发表“减税富民：大规模产能过剩条件下启动内需之本”一文以来，笔者已经在一些平面和网络媒体连续呼吁七、八年了，但直到201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的决议之前，减税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宏观政策选项，乃至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如何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降低中国宏观税负的大政方针，仍然是个未知数。在政府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当有政府自己每年的经济形势和各方面的综合考虑，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学人就应该讲出自己认为是对的和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

同样，在这些文章中，笔者也对政府实际采取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讲述了自己的理解。比如，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央行为了控制信贷规模和通货膨胀率的抬头，曾连续13次上调商业银行存款法定准备金率，曾在2011年11月一度调高到21.5%的高位。即使自2014年12月之后，央行6次降低了法准金，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型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的法准金仍然处在17%的高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许多发达国家的央行已经没有商业银行存款法准金这个货币政策的数量控制选项了），中国央行对商业银行储蓄存款的法准金一直保持在17%以上，这说明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在“从紧”，一直在控制贷款规模和广义货币的再创造。仅此而言，可以认为，中国央行这些年已经为控制广义货币的增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央行的这些货币政策并没有阻止中国的广义货币从2010年年底的44.63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年底的155.01亿元，净增了110.38万亿元。到2016年年底，中国的M2与GDP之比也高达2.08，这在世界上应该差不多是最高的了（但低于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法定准备金一直定在20%的上下，社会各界很多人都还在大骂央行在“超发货币”。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怎么在如此高的法准金的央行货币政策下，中国的广义货币还在过去十几年中还每年大致都在一个15%上下的速率在增加？这背后的机理到底是怎样的？基于凯恩斯本人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内货币理论，笔者在几年的评论中一直认为，在现代各国的“记账货币”的货币制度中，是商业银行贷款在创造存款，存款结余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基于这一逻辑，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其主要原因除了随着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央行结汇而被动增发基础货币外，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巨量的各类固定投资引发了巨量的银行贷款，而贷款到了卖方（企业和个人）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这即是说，目前中国155.01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主要是在中国经济和投资扩张时期而“内生”出来的，这并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所能控制得了的。因此经济运行的现实逻辑是，控制不了投资，就控制不了贷款，在经济增长时期，也就控制不了广义货币的增长。且在中国经济增长高速时期，商业银行贷款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为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的增加，最后表现为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同时时，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的负债也在更快地扩张时期。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种货币创造机制中，货币市场上货币的多少，并不能只看广义货币数字的多少，而是要看商业银行内部可贷资金的多少。从货币内生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对理解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根本性的观察点。基于这一点，也就能理解在第二篇中笔者自己觉得政府应该采取的一些合意的宏观经济政策想法了。

另一方面，在理解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方面，我们觉得各方面的误识更多。尤其是关于中国的税负水平到底如何，以及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府要不要减税、有没有减税的空间和可能，在这方面政府机构和民间的争议很大。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统计口径测算，2014年和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30.5%和30.1%，于是有人就简单地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税负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42.8%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4.4%的水平。但是，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和其他专家的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目前应该在37%左右，许多专家的计算也大致是如此。这显然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笔者认为，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高低，一是不要简单地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目前中国才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到2015年也只有8028美元，与超过两万多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的平均42.8%的宏观税负相比，实际上没有可比性。二是发达国家宏观税负高，他们也大都是高福利国家，政府用在国民教育、居民医疗和健康保险、民生和社会福利上的财政支出份额要比我们国家高许多。第三，判断中国的税负水平高低，要与在我们经济的现在发展阶段上与中国的贸易结构差不多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尤其是我国的台湾、香港和韩国都进入了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之列了，但是他们的宏观税负都比我们中国大陆低很多。与它们相比，我们中国大陆的宏观税负确实是很高了。另外，看目前中国的税负重不重，并不能用国际上通用的宏观税负高低来做简单的比较和衡量，而是主要要看企业的税负重还是不重。中国的企业总税率高，即企业的全部税收与利润之比高，在世界上目前差不多已经是最高的了，这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再加上中国企业再向政府缴纳的税之外还必须缴纳数百种各种费，中国企业的总税费负担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了。还有，中国的宏观税负重，乃至中国企业的总税率重，中国企业的杂费负担重，并不仅仅反映在中国企业所缴纳的单个税种——如增值税——高以及还有几百种各种各样的费很重，而是主要还是由于中国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和资产回报率低。其主要原因是：经过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1）中国制造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同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乃至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相比增加很快，且已经很高了，（2）中国的企业真实借贷利息和融资成本很高，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一般水平。（3）再加上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的人民币一直在随美元升值而升值，导致中国大量出口企业的竞争力正在下降。这些因素加起来，再加上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极重，结果就导致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很低。这样相对于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而言，中国企业的总税率就确实很重了，差不多已是世界上最高的了。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认为，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未来中国要从整体上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是完全对的。这也是我近几年一直呼吁政府减税、尤其是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主要考虑。

收入本书第三篇的文论主要是笔者为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教授和张军教授等所写的书评，这些书评实际上都是一些公开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学术文章，而主要的论题大都与如何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有关。在这几篇书评中，我都反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1978年尤其是1994年以来中国所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即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才是过去近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和最基本的原因。中国人智慧、勤劳、具有创造力和工匠精神，且在给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但是正是由于在1978年之前所推行的近30年的计划经济制度，使具有9.6亿多人口的中国的GDP总量才只有3678.7亿元人民币，中国人均GDP也只有222美元，在当时是世界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甚至大多数国人还很难吃饱肚子的国家。正是有了过去近40年步履维艰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我们才逐渐把约束和窒碍中国市场经济成长的经济制度改革和扬弃掉了，这才有了过去40多年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回头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还仍然采取20世纪50年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如果今天我们仍然闭关锁国，那当下整个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如果是那样，我们会有过去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和生活水平如此巨大的提高吗？20世纪的实际的大范围的世界历史尤其是中国近40年的改革史已经充分表明， 20世纪长达70余年的世界范围的中央计划经济实验，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场大灾难。近代和当代世界历史也充分证明，惟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能蕴育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不断增进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但是，也毋庸讳言，虽然当代中国已经进行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到今天为止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上已市场化了，但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深化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和现代国家制度的道路很很漫长。故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还仍处在一个大转型的过程之中。尤其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还有着许许多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一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和政府行政管理方法和理念还深深存在于我们政府官员的思维和实际社会管理之中。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观念遗产，有些已经随着过去近40年不断推进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而发生了转变和变异，但有些正在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障碍。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符合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和且能增进全社会人民福祉的现代国家制度，仍是当代和未来中国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故本书所汇集的这些文论，虽然看起来是研究和评论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但实际上也是在反思未来中国当走的社会发展道路。（来源：FT中文网）

当代中国还在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半路上。笔者相信，只有当代中国完成了自己的现代社会转型，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的规划建立起了一个市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未来中国经济才会有稳定的和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绝大多数国人的福祉才能不断地增进。